當消費主題基金在科技股行情下逆勢大漲，投資者的驚喜往往伴隨著困惑——手中的基金究竟買了什么？

近期，部分基金因業績與比較基準明顯偏離而引發市場熱議，有跟隨科技板塊上漲的“消費基”，也有長期重倉金融的“智能基”，風格漂移不僅模糊了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征，更讓業績比較基準形同虛設。

面對這一頑疾，監管層近期祭出組合拳，通過發布基準指引、建立基準庫及掛鉤績效考核等舉措，力促業績比較基準回歸本位，業績比較基準這一衡量基金經理管理能力與風格穩定性的尺子，正迎來史上最嚴格的校準。在監管指揮棒下，已有部分基金開始主動調倉糾偏，也有基金公司陸續提交存量產品業績比較基準修訂計劃，行業對于業績基準的規范化重塑已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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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基”異常大漲遭質疑

12月8日，在科技板塊大漲、消費板塊下跌之際，中證科技龍頭指數和中證內地消費主題指數的漲跌幅分別為2.62%、-0.5%，中證通信設備指數大漲5.4%，而一只消費基金——國融融信消費嚴選A卻在當天大漲10%。

類似異常的現象也曾在11月21日出現，當天科技股大跌，中證通信設備指數下跌5.5%，中證內地消費主題指數僅僅下跌0.54%，但當日該基金卻大跌7%。

上述異常表現在近期引起了市場的廣泛關注，也成為部分公募基金風格漂移的一個縮影。

查閱該基金的定期報告，在今年二季度末，該基金還重倉五糧液、美的集團等消費股，符合其消費主題基金的定位。然而，僅僅一個季度之后，其三季報的持倉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寧德時代、歌爾股份、立訊精密等新能源電池、消費電子個股占據重倉席位，儼然在消費股邊界上游走。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按照三季度末的科技股持倉，上述個股在12月8日的市場表現也并未出現足以支撐10%漲幅的集體異動。這意味著，該基金有可能在進入四季度后再次進行了大規模的調倉換股，追逐了更為極致的市場熱點。

然而，無論其持倉如何變幻，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其凈值曲線和持倉方向，相比其合同約定的業績比較基準“中證內地消費主題指數收益率70%+上證國債指數收益率30%”，已經明顯偏離，當投資者的預期是買入一只消費基金以獲取消費行業的貝塔收益時，實際到手的卻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盲盒”。

雖然該基金在消費板塊下跌時逆勢給投資者帶來了一定收益，但這種來自于風格漂移的收益，不僅讓業績比較基準形同虛設，更讓基于基準進行的風險收益評估失去了意義。

風格漂移并非個案

這種現象并非個案，當前，公募基金風格漂移的案例并不少見。

比如金信智能中國2025混合，該基金定位于“投資在未來經濟發展中提供智能化生產、設計與服務的企業，重點包括智能機器、智能穿戴、智能醫療、智能家居、智能電網以及因采用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的智能化而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但自2018年一季度以來，該基金的前十大重倉股便幾乎全部為銀行、保險等金融股。

盡管該基金是一只全市場風格基金，其業績比較基準為“中證800指數收益率*65%+中證綜合債指數收益率*35%”，但在行業配置上如此極端地偏向金融股，與“智能中國2025”的主題名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對于市場的質疑，基金經理在季報中解釋稱，這是因為“組合重點對金融服務智能化領域進行配置，低估值且通過智能化獲得比較優勢的智能企業是組合三季度的重點關注方向”，但作為一只業績比較基準為“中證800指數收益率*65%+中證綜合債指數收益率*35%”的全市場風格基金，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更像是一種對契約條款的“創造性解讀”。

“這是一種典型的為了防御或追求低估值而犧牲合同契約的做法。”一位資深基金評價人士指出，“雖然全市場基金有較大的選股自由度，但基金名稱和投資目標往往是投資者作出購買決策的第一依據。如果‘智能中國’買成了‘銀行指數增強’，實際上剝奪了投資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也使得業績比較基準失去了約束力。”

不過，證券時報記者發現，今年下半年以來，部分曾經風格偏移的產品正在慢慢糾偏。

比如，另外一只同樣重倉銀行股的“創新領航”基金，已經在三季度將重倉股大換血，截至三季度末，該基金轉為重倉寧德時代、歌爾股份、北方華創等個股，基金經理也在三季報中坦言：“本基金重點配置了半導體設備、鋰電、儲能、端側硬件、算力產業鏈、港股互聯網、資源等領域的個股，持倉較上期有較大變化。”

此外，某名為“健康生活”的基金，在今年上半年一度重倉了洛陽鉬業、天山鋁業等有色股，以及中兵紅箭、航天電器等軍工股，不過三季度以來，該基金逐漸重回“健康生活”的主線，調整為藥明康德、東鵬飲料等醫藥和消費股。

業績基準調整箭在弦上

風格漂移屢禁不止，核心原因在于業績比較基準長期以來被視為“軟約束”，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監管層在近期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10月31日，證監會發布《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業績比較基準指引（征求意見稿）》，基金業協會同步發布《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業績比較基準操作細則（征求意見稿）》，不僅提出建立基金業績比較基準要素一類庫和二類庫，并從選擇標準、跟蹤監控、外部監督等維度進行了詳細規定。

此外，近期下發的《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也將基金經理薪酬考核與業績比較基準直接掛鉤，過去三年產品業績低于業績比較基準超過10個百分點且基金利潤率為負的，其績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

這一套組合拳，被業內視為公募基金業績基準規范化的里程碑。浙商證券策略首席廖靜池認為，公募基準新規明確了業績基準的選取原則和信披規范，強化了管理人的內部控制，突出業績基準的表征作用、強化業績基準的約束作用，對偏離度指標進行日常管控是基準新規超預期點之一，預計2026下半年將有相當比例的權益類公募基金存在調整業績基準的需求。

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12月以來，北上廣深的多家基金公司已經接到通知，需要對照《基準指引》，盡快提交存量產品業績比較基準修訂計劃摸排統計方案。

以主動權益基金為例，基金公司需要填報包括投資策略、三季度末規模、近年平均倉位、調整的原因、現有基準覆蓋率、現有基準相關系數、現有基準行業偏離度、擬調整后的基準、擬調整后基準覆蓋率等多個指標，其中尤其需要對調整原因進行詳細說明，比如現有基準的A股/港股倉位與實際倉位不匹配，現有基準未包括實際配置的資產類別，現有基準的風格與實際投資風格不匹配，現有基準與基金主題不匹配，單市場指數不能反映實際投資情況等情形。

“我們更傾向于實際投資情況，優先調整業績比較基準，而不是優先調整基金持倉。”一位基金公司產品部人士表示，“比如有些投資范圍和基準指數匹配度低的，或者原有業績基準不足以覆蓋目前基金經理投資策略的，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更多是對過去不合理的業績比較基準進行修正，讓業績基準真正回歸‘業績試金石’與‘風險刻度尺’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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